“此乃‘看不见的手’在调节，强过官府粗暴的‘看得见的手’。”
“可是……可是灾民贫苦，如何买得起高价粮？”
李承乾抓住了问题的核心。
“所以，官府之责，不在于抑价，而在于赈济与调控。”李逸尘道。
“朝廷应拿出钱粮，一方面开设粥棚，直接救济最贫苦、无钱购粮之民，保障其最基本生存。”
“另一方面，或可以工代赈，组织灾民参与扑蝗、修路、水利等工程，发放钱币或粮食作为报酬，使其有能力购买市面粮食。”
“同时，朝廷亦可动用常平仓之粮，选择适当时机，投放市场，此举并非为了压价，而是为了增加供给，平抑过于剧烈的价格波动，示之以朝廷掌控之力，防止奸商过度投机。”
李承乾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李逸尘这番话，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“仁政”的理解。
允许粮价上涨，利用商贾逐利之心，这与他所受的“重农抑商”、“仁义治国”的教导格格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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