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你当然不记得。」妈妈说。
就这样。她把摺好的衣服抱进房间，话题结束了。知夏站在客厅，手里拿着两本护照，一本新的，一本旧的。同一个晚上。她记得的是烟火底下妈妈仰起来的、什麽都不管的脸。妈妈记得的是烟火之後那二十分钟。同一个晚上，两个人各自带走了一样东西，带了十年，谁也没有给谁看过。
她想把旧护照带走。妈妈说放着，护照过期了就没有用了。可是知夏後来发现，那本旧护照被放回了档案柜，跟公文、保单、毕业证书放在一起。过期了，没有用了，留着。妈妈不丢东西的。
出发前一周，栩承回了一趟家。
他跟爸爸说了东京的事，在晚餐的桌上，用最少的字：学校的研讨会，论文录取了，补助大部分，十二月去五天。爸爸扒着饭，说喔。然後问，那边很冷吧。栩承说还好，有查过。爸爸说喔。
隔天早上栩承要走的时候，爸爸在门口叫住他，塞给他一个信封。
「订饭店什麽的。」爸爸说，「不够再讲。」
栩承在客运上打开，五千块，千元钞，摺得很整齐。他坐在窗边，把信封收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，收得很慢。他爸的字典里没有恭喜，没有以你为荣，没有问论文是什麽。有的是一个信封。栩承看着窗外的高速公路，想起知夏说过的话。一个人没有办法给出他自己没有领过的东西。可是他爸还是想办法给了。用他有的那一页。
行前一晚，宿舍。
知夏的行李箱摊在地上，若晴坐在自己床上，看她收。收到一半，若晴下床，从伞桶里拿出那把备用的伞，放进行李箱的缝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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